[63] 具体内容可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对滥用具体程序权利的行为应扩大妨碍行政诉讼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如果是重合的，内部信息应该属于政府信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等案件，结合学界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实证分析，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存在以下较为突出的问题。为了使《条例》走出不公开法的阴影，一方面必须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进行规范上的分类、界定，并且对每一类免除信息进行详细的规范界定，使得以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具有规范效能。信息公开法中存在大量的授权性规定，需要配套规定辅助实施，以保障立法的相对稳定性。可见，被告应对政府信息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12]随着《条例》和《规定》的实施，学界借鉴域外信息公开制度的经验，对信息公开范围的讨论多以公开原则为指导，也就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并就过程性信息、刑事侦查信息、党务信息、行政协议信息是否属于《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进行了比较分析。计划生育类行政案件2188件，下降56.32%。[27]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下，中国共产党的惯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优越于宪法所明确规定的人民主权的地位。
越南的经验已经表明，在迈向民主的进程中能够同时维护其政治体制中的领导角色，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能够按照国家宪法平稳运作。在2011年的越共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越共中央委员会的175名成员就是从218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的。强教授的论点主要建立在戴雪所阐述的两个规则的基础之上，一个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律，这些规则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三、双轨宪制的形成 不成文宪法概念不能够完全反映中国的政治现实，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根本法，它是中国政治制度基础的根本法，中国的主权最终由两个实体组成：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大[31]的论点部分地抓住了中国政制核心。
况且，这既不能揭示出中国共 产党与全国人大的实质关系，也不能反映实践中双轨宪制的作用机制。同时，两个中央军委是以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方式存在，比如，相同的组成人员，从而保证了军事权行使的平稳性和完整性，避免分裂。
但如果仅根据与英国议会制度的相似性，就在如此狭窄的范围内得出中国的不成文法概念，显然是不可取的。[96]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吸收某种程度的民主合法化其统治。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些权力从来没有被其他国家行为主体所实施。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第4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宪法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宪法。譬如，1988年人大代表就曾集合起来批评时任总理关于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兼职来增加收入的建议，认为这是一项不适当的措施，干预教学和研究，长远来看将损害国家利益。[11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2010年）第2段。2013年，在党和国家改革数十年后，越南修改宪法，其内容包括党的领导，越南共产党始终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但所有的政党组织都是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运作。
[16] 法律规则与非法律规则的区别在于，前者被书写于宪法或某议会或其他法律文件中的 规范政府的规则——多数是规则。[72]但是，随着人大制度的演进，中国共产党在维持自身纪律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
[42] 然而，这一结论却主要是从西方法院中心主义的路径中得出的。显然，党的规范化意味着其正向践行依宪治国的方向迈进。
截至2010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通过了232部全国性法律，地方各级人大通过了8800多部地方性法规。[11]另有一些学者试图绕过对宪法文本的分析，而使用活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概念来阐明中国实际的宪法秩序。[95] 参见郑永年：《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挑战与机遇》，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15页。[55] See generally Michael Dowdle, "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1997)11（8）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1-125. [56] See Hanna F.Pitkin,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221-234. [57] See Robert Alexy, "Balancing, Constitutional Review, and Representation",(2005)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572-581;Heinz Eulau and Paul D.Karps",The Puzzle of Representation: Specifying Components of Responsiveness",(1977)2⑶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233-254. [58] See Zhao(n 47 above); Shikai Hu," Representation without Democratization: 'Signature Incident' and China's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1993')2(1')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 [59] Ibid.,p.16. [60] Ibid. [61] See OBrien(n 47 above),p.165. [62] 参见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360页。[30] 强世功教授认为，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仿照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类似于英国的议会制度。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 (2013—2017)》中，纲要强调了法治之下的党的治理和党内民主。
作为非政党组织，全国人大由那些衷心支持和执行党的政策、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组成。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宪法的地位逐渐提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党的领导下整体有序运作。
同样地，在竞争性选举中，鼓励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改革以维护其政治统治就非常关键。其中，强世功教授的的中文版论文可参见《白轲论中国的党国宪政体制》，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
在2013年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161名全国人大常委会成员就是从174 名提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的。根据政治局成员的选举，这种多候选人的选举比率超过70%。
因为根据宪法，人大的一个根本性职能就是创造和维护国家行为主体，包括法院。后者体现了法典化的成文宪法中的根本规范。第三个原则需要非常谨慎地使用，因为该原则的适用总是会遭致诸多怀疑和猜测。不仅如此，一些代表公开反对时任总书记关于这种 政策是必要的和可能的看法。
[9]此种努力值得肯定，但却是在没有清楚地理解起源于英国的不成文宪法概念的基础上，且于一种完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了此一概念。该条例明确规定党内法规的制定必须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法治原则。
[60]因此，即使代表形式、代表活动与自由民主国家的立法监督不同，在脆弱的制度化体系中带有较强行政干预色彩的代表也具有相似的目的。[57] 因此，在将立法的能力应用到现实生活过程中，代表们作为立法者的代表意识和意愿显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65]同时，地方各级人大也不再简单地抱怨系统性的问题，而是积极探索法律所未规定的强化自身职能的新形式，包括检查和评估部门执法责任制、法律监督书和个案监督。另一个则是宪法惯例，由惯例、默契、习惯或者常例所构成。
还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119]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正以不同的方式崛起。根据现行宪法，全国人大拥有一系列专有的职能和职权：修改宪法，选举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如前所述，戴雪严格限定了宪法惯例和不成文法律，而不是不成文宪法。
然而，有关双轨宪制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在探讨中国政治改革方向中另一个需要论述的话题。比较而言，目前双轨宪制下的架构，并没有妨碍中国共产党行动和判断的能力，并且还有代表们表达意愿的机制。
但是，法律并没有将后一种选举机制拒之门外，这将大大激发中国的民主进程。[80] 这些惯例很大程度上调和了党和国家的关系，而没有妨碍全国人大，以及由全国人大产生 的所有其他国家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责。
[87] 参见《24省份书记兼人大主任》，载《新京报》2013年2月7日。在此过程中，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被任命为中央宪法修改小组组长。